1950年10月初的一个深夜，北京城已经入秋，凉气透骨。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却还亮着。桌上一张朝鲜半岛地图，被画得密密麻麻，红蓝铅笔交错，标注着仁川、平壤、三八线、元山等要点。毛泽东放下烟头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这仗，迟早要有人去打专业的股票配资价格，拖是拖不过去的。”
很多年后，人们提起抗美援朝，都会想到那句“谁敢横刀立马，唯我彭大将军”。可有意思的是，在这场战争真正开始之前，中央最早考虑的挂帅人选，却并不是彭德怀。粟裕，是第一人选；林彪，排在第二。彭德怀，是在一连串波折之后，才站到了战争的正中央。
要弄清楚毛泽东点将的全过程，时间线得从1950年夏天说起。从那时起，东北边防、志愿军组建、统帅人选，这几件事就像几根绳子，慢慢拧在了一起。
一、中国刚立国，东北先紧张起来
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爆发。三天后，美国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，公开为国民党撑腰。再往后，美军一步步卷入朝鲜半岛局势，这些情况，中央看得很清楚。
6月末到7月初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已经开始研究东北安全问题。东北不仅是新中国的“工业心脏”，更是苏联远东的南大门，一旦朝鲜出事，东北跟着受威胁，这一点不用多说。
7月7日，周恩来奉毛泽东、中央军委指示，在北京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，核心议题只有两个：朝鲜局势怎么判断？东北边防怎么加强？参加会议的，几乎是当时军政系统的一线骨干：朱德、聂荣臻、罗荣桓、林彪、刘亚楼、肖劲光、杨立三、李克农等人一字排开，规格非常高。
会上，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意思：东北极可能受到战火波及，必须组建一支专门的边防力量。这个提法一出，没人反对，都明白这是大局所在。林彪当场表态，说东北边防责任重大，第四野战军应该挑起这个担子，建议以第13兵团为骨干组建边防军。
会议只是定了方向，组军这种事，兵力、装备、后勤、指挥系统，每一条都牵扯甚大。于是，决定几天后再开一次会，把细节定下来。7月10日，第二次保卫国防会议召开，东边防军的组建终于有了明确方案。
这一次，会议通过了《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》，内容很细。第13兵团辖下第28、第39、第40、第42军，加上炮兵第1、第2、第8师以及工兵、高射炮部队，总兵力约二十五万五千人，限期于8月5日前全部北上，完成集结。
更关键的一条，是指挥员任命：粟裕，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；肖劲光为副司令员；萧华为副政委；李聚奎任后勤司令员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个时候起，中央已经在制度上，把未来“可能打的那一仗”的帅印，预先压在了粟裕身上。
周恩来把会议情况报给毛泽东时，还提了一个建议：一旦这些部队不得不跨出国境参战，就改名为“中国人民志愿军”，着志愿军服，打志愿军旗。毛泽东听完表示赞成。一个月后被世界记住的“志愿军”三字，就这样在中南海里，初步定了下来。
二、粟裕为什么成了“首选”？
粟裕何许人也，很多上了年纪的读者心里都很有数。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，只要翻开地图看一眼那些箭头，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统帅。毛泽东对他的评价，毫不吝啬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每逢华东战场的大动作，毛泽东往往不再层层批示，而是直接回电给粟裕：“机断专行，不要事事请示。”“独立处置，不要请示。”这在中央对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体系中，是很罕见的信任。淮海战役之后，毛泽东说过那句广为流传的话：“淮海战役，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。”
粟裕指挥风格，简言之，胆大、细致、善打硬仗，尤其擅长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。他指挥豫东战役，不等对方完全展开，就先手发起打击；济南战役中，他敢于主动求战；淮海一役，他联合刘伯承、邓小平等人，稳扎稳打，把数十万国民党精锐硬是拖垮、吃掉。
在毛泽东心里，粟裕不仅是“常胜将军”，更是能指挥百万级规模战争的合格统帅。1948年，粟裕从前线奉调到西柏坡，当他到达毛泽东住处时，毛泽东破天荒走出房门迎接。长时间握手之后，那句“我们的英雄回来了”，足见这位统帅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。
到1961年，毛泽东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见面时，对方称赞淮海战役指挥出色。毛泽东干脆直言：“最会打仗的那个，叫粟裕，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。”这句话，已经把当年“首选”的根源讲得很透了。
因此，当东北边防军组建时，毛泽东点将粟裕，顺理成章。陈毅受命向粟裕转达中央安排，粟裕本人也立刻开始做准备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位“首选统帅”，却被战伤拖住了手脚。
粟裕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，头颅中残留的弹片常年折磨他。淮海战役期间，他曾经连续七天七夜被头痛折磨得无法入睡，只能靠冷水冲头、让警卫员狠狠揉搓头部来缓解。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这种状况仍旧没有明显好转，甚至影响了视力，吃饭时要把碗盘摆成一条直线，才能勉强分辨。
接到任命后，一段时间内粟裕仍努力撑着，但病情突然加重，不得不向中央报告，请求暂时休养。他被安排去青岛调养，半个月过去，症状没有明显缓解。家属和身边人员看在眼里，心里其实也明白：这么一场未来可能旷日持久的大仗，要一个随时可能头痛欲裂的统帅去扛，风险太大。
粟裕托罗瑞卿向毛泽东带信说明病情。毛泽东的回信写得很直白：“病情仍重，甚为系念……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，你可以安心休养，直至病愈。”这封信写在1950年8月8日，此时朝鲜战场还处在人民军南下的阶段，局势表面上对朝鲜有利。
从这一点来看，毛泽东当时对战争走向的预判，还是留了余地：仗未必马上打到中国门口，统帅人选还可以再等等。只是，历史的车轮很快就压到了鸭绿江边，留给粟裕的时间不够了。
三、林彪“次选”缘何作罢？
粟裕病情难以担当重任后，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了林彪。论战功，林彪在解放战争中率四野打穿东北、挥师入关、南下中原，战绩赫赫，指挥大兵团作战同样经验丰富。更重要的是，东北的部队骨干，许多出自四野系统，林彪若挂帅，从组织指挥角度看，很顺。
不过，林彪对这场可能和美国人直接较量的战争有一套自己的判断。他并不赞成出兵。9月中旬，美军在仁川登陆，朝鲜人民军防线被一刀斩断，战局形势急转直下。朝鲜半岛北部被美韩联军迅速逼近，东北安全成为现实问题。毛泽东此时不得不加快决策过程。
9月下旬，毛泽东多次找林彪谈话，既谈战略大势，也谈出兵必要性，还直接提出让他担任志愿军司令员。林彪态度很明确：不主张出兵。他从几个角度分析，一是新中国刚成立一年多，全国经济、军队整编都在起步阶段；二是中国与美国在工业基础、空海力量上的差距太大；三是如果贸然作战，胜败未可知，后果难以估量。
林彪还拿和国民党作战做比较：打国民党，他有把握；打美国这个工业强国，他认为胜算不大。他的顾虑，可以说是非常现实主义的，算账算得很细。毛泽东与他反复交谈，列举了不出兵可能带来的后果，例如美国兵临鸭绿江、台湾与朝鲜南北呼应等，但林彪始终未被说服。
除了政治和军事判断之外，林彪的身体状况也是一大问题。抗战时期，他曾在战斗中负伤，后遗症很重。怕光、怕风、怕冷，居住环境要挂多重窗帘遮光，外出行动很受限制。以他的身体状况，冬天在朝鲜山地长期指挥作战，未必能撑得住。这一点，他本人也十分清楚。
在这两重原因叠加之下，林彪婉拒出任志愿军司令员。这样一来，“首选粟裕、次选林彪”的方案，等于在1950年9月底前后，相继失效。志愿军统帅人选的难题，就这样摆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面前。
四、彭德怀是怎样走到前台的？
1950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。就在这一天，金日成给毛泽东发来亲笔信，公开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，强调如果敌军进攻三八线以北，希望中国军队直接出动。
当天夜里，中南海颐年堂灯火通明，中央举行重要会议，讨论是否出兵。会还没开完，美韩联军就开始越过三八线北上。会场上，争论非常激烈。很多人担心这一仗风险过大，有人直言：“连苏联都不敢直接出兵，我们这样干，会不会太冒险？”
10月2日凌晨，毛泽东一面电召身在东北的高岗回京，一面命令第13兵团做好随时出动准备。下午，他又主持书记处会议，把金日成的信拿给大家看。这次会，毛泽东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：“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，而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。”接着抛出两个紧要问题：出兵时间；谁来挂帅。
毛泽东在会上说明，粟裕因重病不能担当，林彪既有身体问题，又坚决反对出兵，因此人选迟迟定不下来。接着，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：由彭德怀挂帅。这句话的原话是：“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，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。”
一旁的朱德随即附和：“对！还是老彭靠得住噢！”这个“靠得住”三字，说穿了，就是对彭德怀性格、作风、战史的一种综合判断。
当时的彭德怀，正以西北局第一书记、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、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身份，主持西北建设。他已经注意朝鲜战事多时，经常让秘书买朝鲜半岛地图，在图上用铅笔标注战况变动。9月中旬以后，他对美军仁川登陆后的进展尤其关注，但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场战争的主帅人选。
10月4日，中央派出的专机飞抵西安，两名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人员奉命直接去彭德怀办公室，通知他“立即赴京开会”。彭德怀有些惊讶，以为是例行汇报，没想到对方只转述了周恩来的交代：火速赴京，严格保密。
抵京后，他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休息，旋即前往中南海颐年堂参加会议。会议现场，只让他先听大家讨论，并无发言安排。会后，毛泽东留了一句：“明天你到我这里，我们单独谈谈。”话不多，但分量很重。
那一夜，彭德怀辗转反侧，满脑子都是朝鲜北部的地形和战况。他很清楚，如果美国军队把阵地推进到鸭绿江边，不仅是朝鲜的存亡问题，更是新中国东北安全的大问题。
第二天早上，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，到北京饭店找彭德怀，一同去菊香书屋。简单寒暄之后，毛泽东开门见山：“昨天你来得晚，还没发言。出兵有很多困难，你是怎么看的？”彭德怀的性格，在党内军内是出了名的直爽，他没有绕圈子。
“主席，我昨晚一夜没睡。想来想去，觉得出兵是有必要的，我赞成出兵。”他用一种近乎朴素的比喻解释自己的判断：“老虎总是要吃人的，什么时候吃，决定于它的肠胃，向它让步是不行的。它既然要来侵略，我就要反侵略。”
接着，他从几方面分析：一是如果美国决心同中国打一仗，他们图速战速决，而中国反而可以打持久战；二是美国靠的是正规战，中国可以灵活机动，延续抗日战争时期对付日军的经验；三是现在中国已经有全国政权，有苏联援助，条件比抗日时期要好得多。
彭德怀最后一句话，说得很干脆：“为本国建设前途着想，也应该出兵。”毛泽东听完，很快追问：“那么，谁来挂帅比较合适？”彭德怀下意识回答：“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就定林彪去吗？”毛泽东这才把前期选帅的来龙去脉、林彪的态度和身体情况，详细讲给他听。
讲完，毛泽东点出实意：“我和恩来、朱德商量，这副担子还是要你老彭挑。你有没有思想准备？”彭德怀笑了一下，说了一句很有他个人风格的话：“主席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服从党中央决定，没有二话！”
当天下午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开会。彭德怀站起来发言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：“现阶段出兵援朝是必要的，打烂了，相当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。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，它要发动侵略战争，随时可以找借口。如美国占领朝鲜半岛，将来的问题更复杂，所以迟打不如早打。”
这段话，既是他本人军事判断的集中表达，也在客观上打消了不少人的犹豫。会议结束后，毛泽东走到他身边，说了一句：“德怀同志，我感谢你，中央感谢你。”选帅的局面，至此才真正定下来。
五、出兵一波三折，彭德怀挑起重担
1950年10月7日晚，毛泽东在菊香书屋设宴，为即将挂帅出征的彭德怀送行。第二天，他签署命令，把东北边防军正式改称为“中国人民志愿军”，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，率军入朝作战。
命令特别强调三点：志愿军的任务是援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，从而保卫朝鲜、中国及东方国家的利益；志愿军在朝鲜境内要尊重朝鲜的政府、军队和民众，维持良好关系；必须严守军事和政治纪律，把作风问题视为完成任务的重要基础。
当天上午，彭德怀飞抵沈阳，立即召开军长以上干部会议，把中央决策向各级指挥员传达下去，并要求十天内完成入朝前的一切准备。同一天，周恩来秘密前往莫斯科，就苏联援助特别是空军支援问题同斯大林谈判。
这段插曲，往往容易被后人忽略。志愿军当时的装备水平，与美国军队差距极大。空军力量尤其薄弱，能否得到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的直接支援，是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极为关心的问题。不过，苏联方面却态度迟疑。
10月11日，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，表示可以提供飞机、坦克、火炮等装备，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，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出动。这种说法，与其说是准备不足，不如说是顾虑太多——苏联不愿直接同美国空军公开交火，担心引发更大规模的对撞。
这封电报，让局势变得更复杂。没有苏联空军的及时掩护，中国志愿军就不得不在基本裸露的空域下对付美军的强大空袭。考虑到这一点，毛泽东紧急电令彭德怀暂缓出动，并召其回京再商量。志愿军第13兵团也先在原地训练，等待最后命令。
彭德怀再次进京后，仍然坚持出兵观点。从他的角度看，风险固然加大，但战略大势并未改变：美国占领整个朝鲜半岛，对中国东北的威胁是致命的；即便短期内代价高，长期来说依然有必要打。这种态度，在某种意义上加固了毛泽东已趋坚定的决定。
10月13日，毛泽东致电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，明确表示经过与高岗、彭德怀及其他政治局同志的讨论，一致认为出兵仍是有利之举。他还提出了一个阶段性的作战设想：初期主要打韩伪军，在朝鲜北部山区打开根据地，振奋朝鲜民心；待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到达，再考虑对美军展开更大规模的战斗。
从这份电报的措辞可以看出，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对战争难度有清醒认识，不存在什么“轻松取胜”的幻想。他们做的是一种带有很强现实考量的“艰难选择”。
10月18日晚，志愿军入朝时间最终确定。第13兵团下属的四个军、三个炮兵师，按预定方案，于19日晚开始由安东、辑安一线渡过鸭绿江。行军采取“黄昏出发、凌晨隐蔽”的方式，严格保密，以避免美军空中侦察。
有趣的是，志愿军大部队进朝鲜之前，彭德怀已经提前以小分队形式跨过国境。他坐苏制吉普车，带着秘书、警卫员、报务员、电台人员，由保卫处负责人护送，在夜色中通过鸭绿江，赶往朝鲜北部前线指挥所。这个细节，后来由他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时提到过。
从6月筹划东北边防军到10月志愿军入朝，短短几个月内，“谁来挂帅”的问题兜兜转转。粟裕因伤病退出，林彪因判断和身体原因拒绝，彭德怀在关键时刻接过帅印，开始指挥一场极其艰难的战争。
抗美援朝结束后，彭德怀曾有一句话流传甚广：“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，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几尊大炮，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，一去不复返了。”这句话，看似平淡，却点出了那场战争的深层意义。
回过头来看，当年毛泽东在选择志愿军司令员时，并不是简单的“谁功劳大谁上”，而是综合了统帅能力、身体状况、政治态度、战场经验以及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。从粟裕，到林彪专业的股票配资价格，再到彭德怀，既有偶然因素，也有时代必然。每一位人物的选择与退出，都深深刻在1950年的那段时间线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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